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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姓氏文化知识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每天也都在想到或称呼别人的姓名;同样,自己的姓名也在被别人想着或叫着。可以说,姓名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标志。试想,如果生活中没有姓名,我们十多亿人口的中国将会变得怎样?
   谈到姓,很容易使人想到氏。我们常把按姓名笔画多少排列的人名称为“以姓氏笔画为序”,这里姓氏并称,表示同一个概念。但在上古时期,姓与氏所指完全不同,其中姓表示一个人的血统来源,氏则是姓的分支和发展。《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姓者,统于上者也;氏者,别于下者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姓是指他的血统来源而言的,氏则是指他子孙的血统来源而言的。当时严格进行这种区分的作用,其一在于严格男女之别,如三代之时“男子称氏,妇人称姓”(《通志・氏族略》);其二是为了区别贵贱,出身低贱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血统来源,也就没有“氏”;其三是为了更好地选取婚姻之家。我国自古就有“同姓不婚”的惯例,如果同姓相婚,不仅有悖人伦,而且还会引起“其生不蕃”的严重后果。春秋末年以后,由于礼崩乐坏和战乱的影响,姓与氏之间的界线慢慢变得模糊不清,出现了姓氏走向统一的势头。秦朝统一天下以后,“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不知有姓久矣”(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此后的人们有时称姓,有时称氏,有时姓氏并称,完全没有了以前的界限。于是,姓氏从此合而为一。
  第二章 姓氏的来源和演变
   我国在夏代以前,曾有许多部落或部落联盟活动在广袤的国土之上。这些部落各有不同的始祖,他们是各部落的开创者,被后人奉为神圣,当作半人半神的英雄。如我国传说的黄帝、炎帝、虞舜等人,曾为开创各自的部落做出过突出贡献,不仅被本部落的人当作神明看待,而且名字也被用来当作部落的代号,这些代号无疑都是最原始的“姓”。后来各个部落又进一步分衍为许多支族,这些支族同样以与本支族有关的人或物命名,这些名称显然也就是最早的“氏”。
   商周以后,由于人口的增多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姓氏渐渐多了起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姓氏经过进一步的分化、发展、演变,就成为今天我们使用的姓氏。如果我们把这些姓氏逐一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来源和发展历史,不同的姓氏有不同的源流。不过,若把这些姓氏放在一起研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是由国名演变而来的,有些是从官名、地名等发展而来的,有些则是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的称号或改姓,原因众多,情况不一。
   在我国姓氏的来源中,有些姓氏是由祖先的官爵谥号而来的。如周代有人做管理粮仓的官,当时把露天的粮仓称为“庾”,有房顶的粮仓称为“廪”,此后,粮官的后裔便以庾、廪为姓;西周春秋时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后来便有人以公子、公孙为姓;春秋时,宋国有位国王名子和,去世后被谥为“穆”,他的后人除继承王位者继续姓子外,其余便都以穆为姓。此外,这类的例子还有周文王之后姓文,卫康叔之后姓康,宋武公之后姓武,等等,不胜枚举。
   当然,我国的姓氏在出现以后,还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古老的姓氏被废止、绝灭,同时又有许多新姓氏诞生出来。在这些新姓氏中,有些属于为避开某位皇帝的名讳而改(如秦汉时的籍姓,因避西楚霸王项籍的名讳而改姓席;唐末王审知称闽王,当地沈姓改为尤),有些是因读音相近而变为别的姓氏(如江淮地区“韩”、“何”不分,北京一带“耿”、“简”音近,福建沿海“王”、“黄”不分,历史上都有互改现象),有些是因避乱避祸等自行改姓(如南北朝时,南朝人刘凝之避乱入北朝,改姓员;王审知闽国灭亡后,子孙为逃避仇人追杀,分别改姓游、沈、叶等;汉武帝时丞相田千秋,因武帝恩准乘车上殿,家族以为荣,从此改姓车),有些是因政治原因而改姓(如南朝齐巴东王萧子响起兵作乱,兵败被杀,家族除籍,改姓峭;隋朝贵族杨玄感反隋失败后,被改姓凫),有些是从少数民族或外国人中改姓而来(如隋末王世充本西域胡人,后改姓王;明朝时有菲律宾国王入朝中国,病死途中,子孙留下守丧,改姓安、温等),但影响最大且使姓氏变化最多的一次事件,是发生在公元496年由北魏皇帝主持的把鲜卑姓改为汉姓运动。
  总而言之,我国姓氏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全部理清各种姓氏发展和演变的线索,显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我们国家共有多少姓氏?这是一个人人都会问但又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从姓氏发展的本身看,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过程,有些姓氏在发展中被摈弃不用,而有些人还在出于不同的原因制造新的姓氏。这些被摈弃的、或者正在使用的、新出现的姓氏无疑都应包括在中国姓氏总数之内。
   两汉以后,我国使用的姓氏在不断增加,一些新的姓氏和由少数民族改姓而来的姓氏大量涌现,大大丰富了我国姓氏的数量。唐代初年编修的《大唐氏族志》收录293姓,唐代中叶人林宝编撰《元和姓纂》,收入姓氏1233个;宋朝人撰著《通志・氏族略》和《姓解》,收录的姓氏分别为2155和2568个。此外,明朝人陈士元所著《姓熊》一书,收录姓氏3625个;王圻撰《续文献通考》,收录姓氏4657个,现代人编著的《中国姓氏大全》收录姓氏5600多个,《中国姓氏汇编》收录5730个,《中国姓符》收录6363个,《姓氏辞典》收录8000多个,《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入11969个,《中华古今姓氏大辞典》收录12000多个。本公司顾问、著名姓氏文化专家陈历甫先生编著的《中华姓氏书法大词典》收入姓氏10129个,《续集》新收入姓氏9931个,使得姓氏总数已达20060个。上述这些专门研究姓氏的书籍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从所收姓氏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也不难看出,我国的姓氏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四章 姓氏与郡望堂号
   所谓郡望,就是指某一姓氏在某一地区地位最高的家族。在姓氏发源以后,由于不同的原因,同一姓氏不可能居住在同一地方,而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同一姓氏的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那些地位比较高的人为表示自己这一支高于其他地区的同姓人,便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所居住的地区(郡),这样就有了郡望。如前述的陇西李氏即居住在陇西地区(今甘肃天水一带)的李姓人,南北朝至隋唐时是李姓人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其他地区的李姓无一能与之相比。诸如此类的标榜郡望,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当时无论是选官还是婚嫁最重郡望门第,不同郡望的人即使是同姓,也不能担任相同的官职;朝中最为显赫的官位也只能由有最著名郡望的人来担任;郡望较低的人无论才能多高,都是无法染指这些位置的。当时在婚姻上也是如此。最著名的例子如《西厢记》里张生与崔莺莺两家的婚姻,因为张生出身于西洛,不是海内望族,就无法与博陵崔氏这样的著名郡望相匹配,因此才会有崔莺莺之母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由加以反对。唐末以后,由于“选官不问郡望,婚姻不分阀阅”,标榜郡望失去了实际意义,才使郡望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郡望演变为姓氏的一种标志,不管是不是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都可以“言李必称陇西,言周必称汝南”,而不必在意真正的居住地如何了。
   我国姓氏中郡望堂号较多的是唐代的张姓,有43望之多,此外王姓也有32望,然而,今天的张姓则习惯称16望:即清河、南阳、吴郡、安定、敦煌、武威、范阳、犍为、沛国、梁国、中山、汲郡、河内、高平、百忍、金鉴。其中,除最后两个是堂号外,其余14个全是郡望;王姓则称23望,即太原、琅邪、北海、陈留、东平、高平、京兆、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三槐、开闽,其中三槐、开闽是堂号。由于张、王二姓历来就是我国的大姓,其郡望堂号也要较其他姓氏为多。
   第五章 我国姓氏现状及其分布
  从已知的姓氏统计资料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所使用的姓氏都在1000个以上,但这些姓氏的使用频率和拥有的人口情况是十分悬殊的。李、王、张、刘是北方大姓,仅在北京一地,王姓人口就占全市总人口的10.6%,李、张二姓也各占 9・6%,刘姓占7・7%。四姓人口加起来,共占北京总人口的1/3以上。又如上海,据有关部门对上海市区和上海县625万人的统 计,张、王、陈三姓人口最多,分别占人口总数的6.46%、6.4%和5.83%。除这三大姓外,位居前10名的还有李、徐、朱、周、吴、刘、沈,七姓人口各占人口总数的3.6%至2.43%不等。此外,人口数量占总人口1%以上的姓氏共有19个,除上述10个外,另有杨、 黄、陆、孙、顾、赵、胡、金、曹。19姓人口加起来,占全部人口的49.41%以上。
  另外,从全国来看,据一些专家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抽样 资料的分析研究,参考1970年《台湾地区人口之姓氏分布》,发现李、王、张三姓人口最多,分别占人口总数的7.9%、7.4%和7.1%。此外,另有16个姓氏的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1%,它们依次是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这19姓的人口之和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占人口总数的55.6%。
   我国大小姓的悬殊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悬殊并且还有逐步增大的趋势。其发展的结果可能是大姓人口越来越多,小姓越来越少甚至被淘汰。据近年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使用着3000多个姓氏,但经常使用的仅有1900个左右,占人口总数87%以上的人只使用100个姓氏。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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