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使馆卫队入京问题

  
  
    【续上】
    (五)、1900年5月底之前,北京城里的义和团数量很少,他们并没有任何针对城里使馆、教堂、洋人、教民的暴力行为,也没有对后者构成任何实在的威胁。【子乔按:因为八国联军入侵的理由是“保护使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虽然5月份北京远郊和周边的义和团比较活跃,且制造了几起焚杀案件([28]P.100-121),尤其是5月12日的涞水事件,影响较大(详后),但中外文献一致显示:城外义和团并未大批进入北京――北京有重兵防守,城外义和团根本进不来,况且他们当时也没有进京的迫切愿望――而北京城里原有的义和团数量很少(相对于6月),且大部分是少年儿童,他们只是在教师的带领下练习拳术,散发传单,并没有任何针对城里使馆、教堂、洋人、教民的暴力行为。为了不给列强借口,这一时期清政府(慈禧)对义和团的政策仍是以“剿”为主([01]第26册P.100,NO.377;P.110,NO.423;P.114,NO.433),可参前文。
    但是,这一时期北京关于义和团的传闻不少。如唐晏《庚子西行记事》载:“至京,则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09]P.471) 当时为4月底,作者本人已经到了北京,却还说“纷传”如何如何,正说明他自己并未亲见这么多义和团。该书接下来说:“至十五日(子乔按:6月11日),余往东城,于途闻人言义和拳已入城,云止百余人……年纪大都十二三岁,大者不及二十也。”([09]P.472) 这更证明4月底至6月初北京城里没有足以引起作者注意的义和团活动。义和拳4月份刚刚传入北京城里([36]),想是北京市民对此感到新奇,说话又爱夸张,故产生了这些不合实际的传闻。
    文献中常见这一时期北京城里某处“有人自号义和教师,每日小儿从之,练拳者日繁有徒”([14]P.112)、某处“时有团匪教童子习拳”([14]P.114)、“每日下午必有一二十孩童及少年人若干,在煤山对面宫墙下操演”([14]P.111)、“义和团匪……几于随处皆有,其中童稚尤多,往往成群结队,在各处演习武技”([15]P.242)、“见十余龄小孩,什伍成群,明目张胆,皆习拳势”([15]P.243)、“自三四月间(子乔按:4、5月),都城即有聚习拳棒之事,犹属闾巷幼童”([02]P.121),诸如此类的记录(有的明显夸张),而没有任何义和团在北京城里攻使馆、焚教堂、杀洋人的记录。试想,人们连少年儿童的练拳活动都记录下来了,若真有这些暴力行为,又怎会不记录呢?其实,正是因为没有这些暴力行为,人们才会关注少年儿童的练拳活动。【子乔按:有些朋友分不清旧历和公历,错把旧历五月公历6月的事情当作公历5月的事情,误以为义和团在城里焚杀在先,西摩尔联军强行开赴北京在后。中文历史文献中的日期基本都是旧历,应注意。】
    按列强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求,这些少年儿童全部都要被逮捕甚至被处死,但无论从哪方面讲,清政府都显然不能这么做。不过,就是这些活动,也处于清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一有接近教堂的,马上逮捕:“……童稚尤多,往往成群结队,在各处演习武技。昨经官役等在城之西北天主教堂畔,拘获团匪六人,业已收禁在监(子乔按:时间为5月20日)。”([15]P.242) 可见当时清政府完全有能力控制北京城里的局势,保护在京的使馆、教堂、洋人、教民。
    (六)、虽然1900年5月间在京洋人绝对安全,但他们对局势的判断各有不同。其中的错误判断(可能包含故意造谣),对于后来的局势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的人(包括一些公使)并不怎么关心山东、直隶、北京城里的义和团活动,甚至对本国教士被杀也很冷漠,他们享受着在京的闲逸生活,认为“北京必安全无恙”([16]P.3-5)、“所谓义和团危险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神话”(转引[17]P.219);有的人则相反,他们对北京城里练习拳术的义和团(主要是少年儿童)感到不安,认为这些团民马上就要起事([15]P.242-243);有的人则声称,清政府已有计划联合义和团将洋人斩尽杀绝。代表人物是法国主教樊国梁,他在涞水事件后给法国公使毕盛的报告中极力宣扬这种说法([17]P.201)。其中第一种判断符合当时的实际;第二种判断高估了北京城里及周边的义和团的实力;第三种判断严重失实,不能排除造谣惑众以达到某种目的的可能。
    我说“在京洋人绝对安全”,除了前文所讲的北京城里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和清政府的态度外,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当时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对5月底之前使馆内气氛的描述。使馆人员大都没有感到来自义和团的威胁,更没有感到来自清政府的威胁([16]P.1-6)。该书写道:
    “……当此良夜,灯光灿烂,口饮佳酒,耳闻佳乐,尚有何事挂于心乎?……然对于拳民皆轻藐视之,不觉其重要。英国使馆中人虽已知其杀害内地教士……但英国人乃不值钱者,其国中本有人满之患,政府闻其教士在中国有交涉之事,或被伤害,不独不理而且怒之……无论外间之事如何,北京总安全无恙,此乃今日众人之共言而无有疑之者,故予等欢宴既毕,群作倦怠之容,各乘车而归,不久即入睡梦之中……”(子乔按:1900年5月24日)([16]P.3-4)
    “……然十一国使馆中人则伏居深厦之内,外闻奇异之故事,内则秘密筹思,如何出奇制胜使政局一新,以使己国政府知其驻华外交家手段之敏活……‘北京必安全无恙’,此犹为吾人今日公共之言,但因无知之妇人、孺子恐惧之故,不得不召集卫兵,于是此事隧经公使团之会议决行之……时伦敦外务部……有电报来,言拳民事彼已厌闻,勿庸再述矣。”(子乔按:1900年5月28日)([16]P.4-5)
    在1900年5月31日的记录中,英国公使窦纳乐在晚餐时首次表露出了危机感,称“中国政府已现疯狂之状”([16]P.8)。此前只有法国主教樊国梁和法国公使毕盛有这种感觉,窦纳乐开始是反对毕盛调兵主张的,所以毕盛才对他很不满([16]P.3-4)。窦纳乐的危机感是怎样产生的呢?是因为公使团的强硬态度引起了清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反弹(当然很有限),顽固派也趁机抬头。
    5月30日,清政府拒绝了公使团29日提出的调卫队进京的要求,窦纳乐作为代表威胁说,这“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而清政府面对威胁仍然采取“拖”字诀,没有及时答复([28]P.118)(显然是在决策中)。同日,顽固派大臣赵舒翘等上书,为义和团辩护,并且称赞义和团,进而建议将义和团招安。31日,惧怕列强的清政府被迫同意卫队进京,但限定每国30人。同时,北京周边的义和团仍在搞破坏。这些情况又反过来令公使们产生了强烈不满和一定程度的恐慌。
    需要指出的是,对危机感的产生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清政府和顽固派的态度,而不是义和团的行为;因为涞水事件早在5月12日就发生了,义和团也早在27日就已经接近北京并大肆拆毁铁路了,但直至28日使馆中人仍认为“北京必安全无恙”。列强看不起义和团,他们不过是一群手拿大刀长矛的农民(火器很少),似乎不可能攻入重兵防守的北京城;但清政府和顽固派就不一样了,他们手里有装备了洋枪洋炮的正规军。显然,列强对清政府的态度存在误解。
    首先,任何国家的政府,只要不是傀儡或已丧失自卫能力,都不可能轻易同意一支装备精良的外国军队进入自己的首都,并驻扎在离中央政府近在咫尺的地方,哪怕这支军队声称是为了“保护使馆”,并非针对自己。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同意了,也不可能不对这支军队的人数作出限制。
    其次,顽固派(主抚派)的主张并不能代表清政府(慈禧)的主张,顽固派提出将义和团诏安并非始于赵舒翘,以前有过多次,但清政府都没有实施。事实证明,在6月16日之前,慈禧并未接受赵舒翘的建议(6月10日八国联军侵华已经开始)。
    【子乔按:毫无疑问,这种误解的背后,仍然是一种征服者、主宰者的心态――他们把中国视作殖民地,对于他们的意见,中国政府不能有所抵触,否则就是“疯狂”。从历史文献根本看不出慈禧当时有“联拳抗洋”计划。她敢吗?有必要吗?6月13日,慈禧仍在为避免战争作努力,林华国先生认为慈禧攻打使馆是为了控制人质以便求和,这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
    《庚子使馆被围记》这一时期的文字明显分为原始记录和事后补记两个部分,阅读时应注意区别。前者体现了使馆卫队(不是后来的八国联军)进京前北京的安全和使馆人员并未感到危险的心态,这是当时的真实状况;而后者则在强调北京的危险,并对没有觉察到危险的公使们颇多微辞,这是作者事后的认识。作者的意思显然是,幸亏当时派了卫队前来。殊不知,正是列强派遣超过清政府限量一倍的卫队进驻使馆的举动,直接威胁到了近在咫尺的皇宫,极大地刺激了慈禧,引发了连锁反应,使原本安全的在京使馆、教堂、洋人、教民陷入了险境。
    【子乔按:相蓝欣先生根据《庚子使馆被围记》中的事后补记部分,而将其归入二手资料([17]P.369),我不敢苟同。该书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全部是原始记录的),但作者本人当时就在使馆,即便是回忆录,也是有史料价值的。该书出版于1906年,距事发的1900年并不很久。而且,书中很多内容可以与其它中西文原始资料相互印证,包括细节,可见作者当时应该是写了日记的,只不过后来又加工了一下而已。加工的部分反映了作者事后的认识,但其它部分仍应属于难得的原始资料。】
    (七)、1900年5月下旬,受涞水事件和樊国梁报告的影响,在京外国公使团接连举行了三次会议,讨论局势和对策。5月28日,列强正式决定调集卫队进京。列强的这个举动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使馆,而是还有其它政治、外交上的意图。
    在从5月20日开始的第一次会议期间,法使毕盛力主调兵进京,但大部分公使则认为进行联合海军示威更为妥当([17]P.203)。俄使格尔思、德使克林德公开反对调兵,格尔思认为“这样做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转引[17]P.203),克林德则认为中国即将崩溃,“公使们不应装模作样地讨论如何护卫使馆,内心里却在盘算如何得到最大可能的地盘”,大家应该“把瓜分中国的底牌亮出来,进行实质性的谈判。”([17]P.205)。21日,公使团向清政府提交了要求全面镇压义和团的联合照会([28]P.108)。这次会议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暂不调卫队进京,但举行联合海军示威([17]P.206)。
    5月22日,鉴于直隶清军在镇压义和团时趁机祸害良民,致使事态扩大,清政府发布上谕予以严厉斥责([01]第26册P.103,NO.390)(直隶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局滥用武力,军队漫无纪律,详见前文(四))。同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希望和列强进行沟通,共同找到化解民教矛盾的办法。上谕申明“约章所载:教民犯法本非教士所能干预”,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各国使臣,剖析利害,申明旧约,妥定章程,务使民教彼此相安,以弭衅端而杜乱萌。”([01]第26册P.103,NO.391、392)
    5月24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命令查禁义和团([01]第26册P.104,NO.397)。5月25日,清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十条禁止拳会活动的规定([06]P.701-702),并以此答复列强的联合照会。但这十条规定并未遵照列强“凡参与拳会操练均予逮捕”的要求([28]P.108),而是将拳会一分为二,对“但习拳法,并无别项违碍情节”的拳会“查明禁止,谕令解散”,对煽惑民众的“邪教”、“奸民”才予以严惩([06]P.701)。不过,规定中的有些内容则超出了列强的要求,如父兄邻右连坐([06]P.702)。列强认为清政府不愿采取实际行动镇压义和团([17]P.207)(关于两者在此事上的分歧和误解,详见前文(四))。在5月2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公使们最后达成协议,用调兵进京的威胁方法再次向中方施压([17]P.207)。
    5月27日,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并开始大规模拆毁卢保铁路。5月28日,公使团召开第三次会议。法使毕盛仍坚信樊国梁的说法,会前已擅自调法国卫队进京,而俄使格尔思、德使克林德仍不赞成立即调卫队。格尔思强调清政府将开始认真剿团,克林德则继续宣扬中国即将崩溃的理论,并提出“剥夺太后的权力”([17]P.217)。但两人未能说服其他公使,公使团正式决定调卫队进京并将此事照会清政府([17]P.218)。这期间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镇压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比较严酷([28]P.100-121)。29日,卢保铁路的外国工程师遭到义和团袭击,数人下落不明(6月上旬证实已经遇害)。同日,公使团向清政府提出调兵进京的要求。
    5月29日、30日,清政府连发两道上谕,命令镇压义和团,保护教堂教民,措辞十分严厉,要点是“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对于闹事的拳会“合力捕拿,严行惩办”,对于并未闹事的拳会“剀切晓谕,立时解散”,如有反抗则“相机剿办,以昭炯戒”([01]第26册P.110,NO.423;P.114,NO.433)。29日,清政府命步军统领衙门派兵保护使馆([28]P.116)。30日,清政府拒绝了列强调兵进京的要求,并表示将全力保护使馆([28]P.118)。但列强声称“局势严重”、“中国军队不可靠”,不论清政府同意与否,都将派卫队进京,并威胁如果清政府不给予便利,则“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28]P.118)。
    5月31日,清政府同意卫队进京,但限定“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28]P.120)。但是,列强在调兵过程中互相攀比,如日本公使西德二郎因派兵过少而遭到了外相青木周藏的批评:“大日本帝国政府认为,为了保持日本的威望,我方派出的卫队不得少于他国。”([17]P.222),就连意大利也要求本国卫队人数不得少于他国,而他们在中国水域根本没有这么多士兵([17]P.219)。正如相蓝欣先生所说:“很显然,调动卫队进京是国际政治的一次表现机会,与使馆是否面临危险关系不大。”([17]P.222) 这一“秀”不要紧,截至6月2日,实际到达北京的卫队人数约有440人,将近清政府限量的两倍([02]上P.111、114)。列强此举的后果非常严重(详后)。
    以上是列强调卫队进京从决策到实施的大体过程(详[17]P.202-222)。显然,“保护使馆”并非贯穿始终的唯一动机。这个过程是表面上的,或者说是公开的,再参考《庚子使馆被围记》对使馆人员的心态的有关描述(见上文),更能使我们确信这一点。
    综合起来,列强调卫队进京的真实目的是:
    1、希望有利于日后的外交工作,迫使清政府在某些问题上就范,包括义和团问题([17]P.204、221);
    3、公使们向本国政府显示自己的办事能力([16]P.5);
  
    
    
    
    
  
    (八)、从1900年5月31日至6月2日,先后进驻北京使馆的洋兵已多达449人(),远远超过了清政府的限定。列强此举从保护在京外国人的角度讲是失策的,它没有充分考虑清政府的反应(如果从最终结果的角度则可能不同)。这样一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军队,它对近在咫尺的皇宫的威胁,已经远远超过了手持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慈禧和顽固派们对此深感恐慌,他们觉得,清政府一直在围剿义和团,而在京外国人也没有任何危险,列强却仍然派了这么多士兵进京,且态度强硬,这恐怕不是对付义和团,而是对付自己(在废立等问题上他们和列强积怨很深)。
    于是,慈禧剿灭义和团的原政策发生了一些松动,但她不敢贸然按赵舒翘的建议行事,而是采取了一种中间策略:一方面,她告诫荣禄、裕禄等主剿派不要对义和团滥用武力,如6月3日给荣禄的上谕说:“近畿一带拳民聚众滋事,并有拆毁铁路等事,迭次谕令派队前往保护弹压。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主剿派受到限制,主抚派渐占上风(实际上并未完全限制住,聂士成部一直在剿团,直到战争爆发),掌管北京城门的八旗亲贵也大都是主抚派,他们趁机放宽门禁,城外义和团开始陆续进京(否则根本进不来)();另一方面,她派赵舒翘、何乃莹、刚毅等主抚派到北京周边劝说义和团解散,如不解散则“实力剿捕”()。但刚毅等去后,义和团反而大批涌向北京。虽然慈禧此时并未决定招抚义和团,更未允许义和团进京,但她已经不能完全控制局势了。
    【子乔按:中外文献一致显示:城外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正是从6月上旬开始的,如《庚子使馆被围记》6月4日载,作者的仆人说:“这回我自己看见了,有三大车,满装刀枪,从哈达门(子乔按:崇文门)进来”(),这绝非偶然,与此前使馆卫队进京有直接关系。】
  
  
  
  
  
  
  
  
  
  
  
  
  
  
  
  
  
  
  
  
    【补记】(为方便阅读,摘录我其它帖子中的有关文字)
    1、使馆卫队入京经过中国政府批准不假。但是,第一、这是武力威胁的结果,窦纳乐说如果不允许将有“严重后果”;第二、卫队数量超额绝不是小事。某些论者应该用主张“程序正义”优先的那种理性思维来评价这件事。不管列强的主观动机如何(就算是纯自卫),在事实上已经违反了“程序正义”,构成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而这支卫队在日后的“猎取拳民行动”中的滥杀,无疑更是侵略行为,不但违反了“程序正义”,也违反了“实质正义”。
    2、当时北京的局势仍在清政府的有效控制之内,使馆并未受到任何实在的威胁。如果说“列强事先并无武装入侵的打算,他们是被动应付的”,清政府当时也没有利用义和团灭样的计划,他们也是被动应付的(详我《商榷》)。两者有误会,误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列强的那种征服者意识――清政府维护自己残存主权的想法和行动,往往被列强解读为挑衅行为。
    3、卫队入京让慈禧感到了危险,这是促成她和义和团联合的一个关键。不管列强的真实动机如何,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无论如何都要负责。列强派遣卫队的动机也绝非“保护使馆”那么简单,还是去看相蓝欣先生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以及《庚子使馆被围记》等(相著是目前在“战争起源”问题上成就最高的)。
    4、请站在慈禧的角度(维护国家主权和自身安全)考虑一下卫队入京的意义,不要只站在列强的角度(保护使馆)考虑。比如,美国在亚洲有驻军,现在当然不会进攻中国,但谁敢说不存在战略威胁(主观上和客观上)?
    5、有人以北京的清军数量远远多于卫队来否认这种威胁,也是毫无道理的。假如你住在公安局里,周围有10个配枪警察,当你得知一名持枪者在附近活动的时候,你也能无动于衷吗?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论者应该弄清楚东郊民巷到紫禁城的距离,以及使馆卫队的装备情况。您不考虑这些,慈禧还要考虑。我敢说换成任何人是慈禧都会感到威胁。这种威胁是实在的,与当时北京周边手拿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北京城里练拳的少年儿童对使馆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实力差距太大,清政府当时也仍在保护使馆,而且十分有效,拳民一旦接近使馆教堂就会被逮捕。有的论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喜欢夸大义和团的战斗力,认为义和团威胁到了使馆;而在谈到八国联军战争时,又说义和团不堪一击。这是双重标准。
    6、有人说“清政府最终同意八国联军进京”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同意”的?是外交词令还是清政府的真实想法?西摩尔军出发后,慈禧为何要进行防御性的备战?事实是,联军威胁抢夺火车,直隶总督裕禄才被迫同意联军进京(《直东剿匪电存》P.188),但慈禧是不同意的,她让裕禄设法阻止联军,但裕禄不敢,怕引起冲突。
    7、教民的生命不应这样被剥夺,卫队保护了教民。但是,如果列强不增调卫队,就很可能不会有日后围攻北京使馆教堂的事情。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列强的决策者在某些公使(如窦纳乐)和传教士(如樊国梁)的误导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一系列不明智的行动,促成了慈禧和义和团的最终联合,导致了在京使馆教堂被围攻。三方都有责任。好比你先欺负人,人家报复你的家人,你自己难道不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不应该反思?其实教会在庚子事变后已经反思,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8、如果说拳民的行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那么“猎取拳民行动”也远远超出了“解救教民”的界限(详《商榷》),使馆卫队在解救教民行动中的滥杀行为同样是犯罪,是侵略行为。
    9、如果列强只是为了保护使馆教民,那它们的行动无疑是失败的,请注意列强出兵前后洋人教民的被杀人数对比(增长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以及有关事件的时间顺序。你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因为判断失误而导致了相反的结果,是否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当然最终的客观后果对列强是利大于弊。)
    按某些人推崇的“勿以小嫌酿大衅”的理性思维,列强出兵难道是明智的选择吗?如果说义和团是匪徒,那在华洋人和教民就是人质,匪徒已经用杀人质来警告你,你还贸然动武,那不是逼着匪徒杀更多的人质吗?这个结果难道无法预料吗?(就是两个人打架,也有报复家属的。)
    你一面欺负中国,一面又希望中国人不要报复,希望中国政府全面镇压并不反对政府的民众,这现实吗?在清政府看来,全面镇压不但违背它的利益,而且无力实现;即使完全放弃国防,短期内消灭义和团也不可能,详见《商榷》。最近又看《直东剿匪电存》,更加坚信这一点。只是镇压卢保线已经肇事的义和团,已经让裕禄捉襟见肘,不得不动用国防精锐,更别说全面镇压了(即未肇事的也镇压)。实际上裕禄对某些未肇事的义和团也是镇压的,往往反而将其逼反。
    保护使馆教民的最好的、治本的方法就是平等地与中国展开交流。如果这样,我就不信义和团能掀起多大的风浪(义和团最初只是职业会党,后来才发展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如果没有侵略的大背景,在中国这种国家,文化观念上的冲突最多只会引起局部的、小规模的暴力行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淡化的(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侵略而无文化冲突,也不会殃及中国教民)。
    如果列强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从最终结果看,它们的行动才是成功的(但这个结果他们自己恐怕也没预料到,最初只是想用军事手段给中国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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